记者方岱匆匆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时，开庭旁听处已等了不少人，他拿出身份证，准备以普通市民的身份，领取旁听证时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杨佳案的旁听证已经发完了。
    他看看手机，这一刻是2008年9月1日上午9时20分。40分钟后，在全国广受争议并已成为公共事件的杨佳袭警案，将在他身后的二中院大楼公开宣判。继7月29日原定的庭审取消，8月26日的庭审之后，该案使得上海二中院所在的中山北路567号，以及周边的闸北区域，再次聚焦了境内外媒介及上海市民的目光。
    由中山北路沿共和新路南下，一站之遥处便是芷江西路，2007年10月5日，杨佳在这条路上因骑无牌自行车，受到巡警盘查，并被带至芷江西路派出所询问。2008年6月12日至23日，杨佳曾在该派出所隔壁，芷江西路165弄17号的德保旅社住下，寻找做案机会。
    由共和新路再南下数公里，天目中路600号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所在的闸北政法大楼，7月1日血案的发生地，6名民警在这里死亡，2名民警轻伤，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。由该楼转大统路，步行六七分钟，破敝的长安路33号，一栋叫梅园招待所的两层破旧旅馆，是杨佳作案前在上海的最后落脚点，时间为6月26日上午至7月1日晨。而在长安路环境改观的另一侧，1050弄的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，后来成为杨佳辩护律师的谢有明在此执业。
    从二中院到长安路，为28岁的北京人杨佳在上海的主要活动区域。他的命运起于芷江西路，突变于天目中路，而将在中山北路得以宣判。这一片所在的闸北区，新兴的大厦耸立之外，时见破旧的老房子，窄小的街道，杂乱的地摊。这个解放前的棚户区、流民的乐园，被上海人视为下只角。
    由于历史原因，闸北棚户简屋多，2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80多万人，老城改造，征地拆迁、企业改制等任务相对较重，各类社会矛盾相对较多，再加上铁路上海站又坐落其中，社会治安形势历来复杂。该区外来人员的犯罪率，曾经高出全市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。近年来，该区掀起“平安和谐闸北”创建活动，报上时见报道：治安难点变成亮点，2006年刑事发案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。但与上海其他各区相比，闸北的警察无疑承受着更大的压力。

  9时20分左右，当方岱为拿不到旁听证而懊恼时，他的同行，记者庞婷（化名）已经来到了杨佳案开庭的C101法庭。作为一家中央级媒体驻沪单位的记者，庞亭在开庭的前一天，就接到了上海二中院宣判的通知，并得到了旁听的许可。9月1日9时，庞婷就来到了二中院，用身份证换取旁听证。离开庭还有40分钟时，她第一个进了法庭。
    与庞婷的气定神闲相比，部分前来旁听的外地记者、上海市民就没有那么幸运。9时30分，在上海二中院的大门两侧，人头挤挤。一个广东的电视记者，拿着话筒，开始录像：“杨佳案，就要在我背后的上海二中院宣判了”。二中院门房一侧的电子屏幕上，红色文字滚动着播出该案的信息：2008年09月01日  10：00；C101法庭公开宣判杨佳故意杀人案审判长：王智刚。
     在议论纷纷的人群里，方岱还在为无证沮丧着。旁边的一位闸北阿姨说，她8点45左右就到了，也没有拿到旁听证。而另一位背着大包，自称是英国记者的男子，则说他七点多就来到了，也没有进去。
     这甚至让方岱和一些市民有些怀疑，这是不是公开宣判？怀疑似乎并不是没有根据的。8月26日，二中院的电子屏幕上，同样播出杨佳案“公开审理”的信息，而当天的庭审，据新京报的报道，并未对外发放旁听证，闻讯赶来的各路记者在门外守候了7个小时之久。庭审结束后，有记者看到五辆黑色轿车陆续驶出法院大院，保安称，那是前来听审的重要官员。而在庭审之前，20多名便衣按照预定位置分布在二中院外，防止一切意外突发事件。据介绍，类似这样的开庭安全布点，还是第一回。
    随着10时的临近，人群议论纷纷。二中院的门口一侧拥挤了起来，旁边公交车站的人也围了过来，骑车的路人也纷纷扭过头来。两个在马路上执勤的警察，以及门口的两个保安，赶紧过来维持秩序。人群中有穿红色T恤，戴墨镜的壮汉，张望徘徊。一位老者低声对旁边的人说：便衣。

10时左右，C101法庭。庞婷看到，黑衣的审判长进了法庭。又过了几分钟，三个警察把杨佳带了进来。杨佳戴着手铐，穿着蓝色的衣服，那好像不是囚服，倒像T恤衫。三个警察把他带到被告席上，在椅子上站稳以后，警察给他取下手铐，然后杨佳坐下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他一动不动。三个警察坐在杨佳的周围，另有两个警察站在审判长台子下面的两侧。
     庞婷坐在旁听席的第二排，在杨佳背影的后方。她的第一感觉是，杨佳很平静。40多人的旁听席上，鸦雀无声，庞婷看到上海市人大、政协、上海律师协会的专家、领导、律师，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新民晚报的记者。她还看到全国政协常委、民进中央副主席、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。
     庞婷不知道那些人群里，有没有杨佳的亲人。9月1日上午10时，当杨佳被带进法庭的时候，在离上海1088公里外的北京，东城区一个小四合院的平房里，杨佳的父亲，正在家里难受着。前几天，他就从网上查到，儿子要在今天宣判了，他感觉到身体不舒服，就请了假在家休息。这个55岁的老电工，患有脑血栓。
和杨佳的母亲离婚已十几年了，和杨佳也有4年没有联系了，杨父并不太多了解事情的经过，但知道杨佳的杀人结果后，他还是很痛苦。
     在8月26日的开庭审理时，杨父并不在场，在北京听到杨佳受审时，他很惊讶，认为如果能提前三天获知信息，他就可以赶到上海去旁听，但是法院事先并没有通知。此外，他对审理的程序不满意，认为很多人不能进去听，不能真正做到公开审判。但作为一个老百姓，他又有一个朴素的观念：儿子杀了那么多人，判死刑似乎也是正常的。
而杨佳的母亲，则在案发的当天下午，被警方带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调查，随后就和亲属失去了联系。

10时过几分，审判长开始宣读旁听的注意事项，然后宣判开始。庞婷注意到，这次的程序似乎有点特别。在一般的宣判程序里，大多是宣读证据，然后宣判什么罪，判多少年，然后征求被告是否上诉。
     在庞婷的印象里，这一次，审判长在宣判开始后，先说的是：宣判生效第二天后，10天内可以上诉，然后就开始了宣读证据，这个过程比一般案件的时间要长，耗时达1个小时，最后才是罪名与刑期。
当审判长的声音，在C101法庭响起时，方岱还在二中院门口徘徊，心急如焚。突然，他发现，有人向开庭旁听处跑去，并喊着：拿好身份证。方岱急忙跟着跑过去，发现开庭旁听处，已挤满了人。一位工作人员喊道：不要挤，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，带好身份证。
   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一些人始料不及。“驾驶证也不行啊？”一个50多岁的男人悻悻地挤出来，一脸沮丧。轮到方岱了，他按要求把手机和钥匙，以及硬币都放进了包里，经过安检门后，一位工作人员拿着探测仪器，对他进行了全身扫描。示意放行后，方岱把包存好，交出身份证，拿到0105号旁听证。
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一行十人，一溜小跑，进入二中院的大院，从侧门进入办公大楼，然后坐电梯，到了C层。
    方岱发现，他们来到的不是屏幕上显示的C101法庭，而是一个门楣上挂着C312牌子的房间。门口站着数个警察，警察后面是五排座位，每排可坐6人，前几排已坐满了人，个个伸长脖子，竖起耳朵，紧盯着房间里面的液晶电视屏幕。
    电视里，黑衣的审判长，面无表情，还在宣读判决书的内容：“你们把我崩掉好了，我已经够本了。。。”这似乎是杨佳在闸北政法大楼21楼被抓获时的场景。
    在审判长的声音里，镜头一转，方岱看见了杨佳。坐在警察之间，平头，蓝色上衣，与网上公布的双眉倒竖，几乎凝在一起的照片不同，他面无表情，微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偶尔，把身体挪一下，就又定住了。
     在邓伟志的印象里，杨佳当天的精神状态，和8月26日庭审时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别。8月26日，当审判长核对被告身份的时候，杨佳回答的语气是正常的，平静的。审理刚开始时，他还提出一个要求，让几个人到场。他说出了四五个人的名字，邓伟志记不住那些名字，只知道后来他们没有到场。整个庭审过程中，杨佳不愿意说话。当审判长问他问题时，他只是说：不想回答，不想回答。

旁听席上鸦雀无声，房间里只有审判长的声音，一种冷静的，没有表情的声音，这声音传达出来的内容包括：
警方对案发现场的勘察经过，“血迹”等字眼不时出现在宣判词里；
    “我们只是把杨佳带到了工作区。。。”，芷江西路派出所三个警察对处理杨佳无证自行车事件的描述，他们声称没有殴打杨佳。
    镜头有时切换到辩护人身上，方岱看到，谢有明和他的同事谢晋，也是面无表情。
    这位上海市名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，另一种身份是闸北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。这一官方头衔一度使其在代理杨佳案中，饱受质疑：众被害警察的工作单位和侦查此案的公安机关均是政府的下属部门，谢有明理应回避。
     而他在最初接触该案后发表的一些不利于杨佳的言论，也引来不少非议。北京八家律师事务所的16位律师，因此联名致信司法部、上海市司法局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上海市律师协会，认为谢的上述言论，严重违反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纪律中要求律师审慎评论的义务，请求对其相关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处理。
     而据解放日报报道，法院在其后认定：杨佳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，曾明确拒绝其父亲委托的律师为其辩护。杨佳在诉讼过程中，委托其母代为聘请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谢有明、谢晋律师担任辩护人，辩护人也征求了杨佳的意见，杨佳表示同意。法庭经审查认为，谢有明、谢晋律师担任杨佳的辩护人，手续完备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在邓伟志的印象里，在8月26日的庭审时，谢有明和谢晋提出了一系列辩护措施：
     杨佳杀人案，虽然由市局刑侦总队负责侦破，但其中不少证据材料是闸北公安分局负责采集，因闸北分局与该案有直接利害，要求法院认定该部分证据无效；
    6名被害警察不是当场死亡的，而是刺伤以后的两个小时，5个小时后死掉，他们试图将杨佳的罪名“故意杀人”辩为“故意伤害致死”。 另外，他们要求对杨佳重新做精神病医学鉴定。

旁听席上鸦雀无声，审判长的声音依旧冷静。开始介绍关于此案的证据，包括杨佳做案前最后住过的梅园招待所的证词，杨佳购买刀具的张小泉刀剪店的证词，买防尘面具的经过；
    镜头有时切换到杨佳的面部特写，他依然没有表情。有时又切换到公诉人身上，3名公诉人，也是面无表情。
当审判长读到被害人的死亡原因、受伤情况时，庞婷注意到，旁听席上，有女同志在抹眼泪。她不知道，那是否被害人的亲属。
       6位警察的死亡，在7月1日这天震动上海各界。公安部当晚发来唁电哀悼，并于次日派处高层慰问受伤民警、保安员以及遇难民警的家属，在7月23日的追悼大会上，上海市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1000余人参加，挽联“满堂哀思行祭礼，警营悲泪别战友”，表达着政界、警界对此的哀悼之情。
     宣判进入最后阶段。审判长的声音还是那么冷静，让方岱印象深刻的，是以下词语：
    闸北公安分局对此案的调查，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冲突，所采集的证据材料符合法定程序；
    不支持继续对杨佳进行精神鉴定；
    驳回辩护方故意伤害罪的辩护。
    约11时，审判长站了起来：请全体起立。两个警察拉起了杨佳，他依然没有表情。
    审判长对杨佳宣读了最后的判决词：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然后，方岱没有听到，审判长征求被告是否上诉的声音，只听见审判长说：退庭。
    两个警察给杨佳戴上了手铐，打开椅子上的机关，一左一右夹着他，一起走出了法庭。
这是2008年9月1日11时许。在一个小时的宣判时间里，杨佳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神色令人惊讶地冷静，面无表情。

在杨佳走出法庭的时候，C312室的旁听者也在往外走，议论纷纷。方岱随着人群走出了大楼，看到法院的外面，很多人还在交流着。两个香港某报驻沪记者，用上海话向旁听者打听着什么。
     香港亚视新闻的记者，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门口的屏幕。一个北京记者被人围了起来。数个骑自行车的路人，忍不住回头张望。一个蹬三轮的男子，说：杨佳宣判了。一个穿红色T恤的壮汉，走向记者模样的人：你是记者？
    在北京。下午两点，雄志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熊烈锁，接到了杨佳父亲的电话后，和另一位律师赶到了杨家。杨父委托他们到上海，代领杨佳的刑事判决书，并为其办理上诉手续。当天，杨父还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台的采访，表示要上诉。
       9月3日上午，在杨佳被宣判后的一天后，熊烈锁来到上海。下午1时，他和同事到了看守所，想去征求一下杨佳的上诉意见，但没有见到杨佳。下午三时十几分，他来到二中院，准备找案子的承办法官王智刚和另一位法官，一直到5时20分，也没有打通两位法官的电话。
      9月3日下午，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，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该案时，强调一定要把下面的话写进稿子：
    “要提高我们政法队伍的素质，也要提高我们公民的素质，不要把非对抗性的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的矛盾。”

无语！小伙有点血性，可他报复弄死的又都是跟他此事毫不相干的人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可祸及无辜确实不该，看到文字中京沪两地的律师也略有龃龉，但愿别弄成京沪两地人结仇！唉！总之不是什么好事啦！！！！